转自极昼工作室，作者小昼

前言：
他出生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靠着对努力的信仰，一步步考上名校，成为高校教师。他曾是村支书、是打工仔、是考研七战终上岸的硬骨头，也是一个几乎把自己榨干的人。 他的故事曾在社交平台上刷屏，被称为「草根逆袭」的励志模范。然而履历之外，是耳鸣、失眠、焦虑、对失败的极度恐惧一一也许可以称做「努力病」的种种症候。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许也是更多人的。那些背着出身的重压、时代的焦虑，在夹缝中努力改变命运的人。而我们很容易忽视，那些最努力的人，有时也是受伤最深的人。


努力是对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信仰，努力是相当重要的一条。努力是对的。谁都知道这句话，也无法否认这点。你努力一点，能考个好学校；更努力一点，能进大城市；如果继续努力，还能买个小房子。你要是再努点力——那就是他那样的人了。他的起跑线不是落后一点，是连跑道都没有。他出生在黄土高坡的窑洞，在煤油灯下学习识字。没有资源依仗，他只能拼命学。他愿意为此忍受一切。31岁，他独自到北京读博，住着5平米的出租屋，长期伏案让他至今腰疼，脊椎两旁像插了双筷子。他的努力足以感动自己。第三次答辩通过后，他为博士论文写致谢，哭了好多次。人们欢迎他的故事，一个“成功的草根”，多么鼓舞人心。他的论文致谢，一篇题为《可怜无数山》的文章，被百万人阅读。他叫赵安，今年38岁，现在是兰州大学一位讲师。在学校里，他名气不比学术大佬低，许多学生听过他的故事。
努力是对的，在论文致谢走红三年后，他有了旁人眼中的一切：编制、教职、影响力，爱他的妻子、样样好的女儿。然后呢，理想生活真的就来了吗？努力是对的，但社会很少告诉我们，拼命改变命运之后，那些成功者简历上不会写的事。当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兰州，赵安带着十分用力的笑容接待了我的到访。他个子平平，长着一张书生的脸，翘着几缕没梳齐的头发，从头到脚穿一身黑。“我给您汇报一下”，第一次见面，他就开始讲各种写作计划。光这些计划可能都够写本书了。他不拒绝任何问题，很多时候不需要提问，他自己一个劲讲，脸上挂着笑，眼角扯出深厚皱纹。显然，他仍在拼命地工作，仿佛一台努力的永动机。在路口等人的5分钟，他会在手机上看一篇文献。他也不仅仅为了职称、薪资努力。他想要当好班主任，不停驱车去郊区和学生谈心。他在为之前做村支书的村庄续写新书。他还在给女儿写亲子笔记，计划一年写十篇，实际写了三篇，焦虑到凌晨醒来写新一篇。他不能停下。夜深人静，当他停下来，右耳会持续鸣响，像有台冰箱贴着。大四突发性耳聋后，他患上终身耳鸣。老大夫说，“年轻人别看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压，轻松生活”。什么是放松，赵安确实不知道。他连自己手机型号都不知道，妻子给买的。他很少走出书房，晚上好多次睡到一半惊醒，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窑洞里。醒来后就睡不着，“那就接着干吧”，他翻身起来看书，或者修改PPT——工作仿佛是他的镇痛剂。“你只能让自己永远忙起来，不停歇，但在所谓反人性的工作当中，我也能获得一些快乐，比很多人更多的回报，不管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意义）。”他说。要说有什么燃料，那就是在他内心，始终渴望舞台，渴望被听见、被看见。这并不新鲜，人人都想要聚光灯。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铸造了一个永动机一般的人生？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我提出想去他成长的家乡看看，赵安显得很欣喜。这些年，他自己也一次次踏上归途。而我希望这趟冬日末的西部旅行，能告诉我答案。

愤怒的少年
一路上都是山，灰蒙蒙一片。因为群山阻隔，去庆阳的动车要花四个多小时，乏困的旅程让我很快睡去，但赵安一直醒着。无论前一天睡多差，他都无法在白天入睡。他羡慕那些能午睡的人，他打哈欠，但一直在看书。到了庆阳，我们租车，前往旅途第一站：县城东边的小镇。赵安父母曾评价它，“镇原县的上海”，他评价他们的评价，“一个非常可笑的比喻。”小镇中学里，楼房替代了平房，操场铺上了塑胶。赵安的高中班主任还住在家属楼里，还有几年也要退休了。他教了赵安一年半，赋予了他中学生活少有的亮色。他曾在书里感恩几位“善良的好老师”，老班主任排第一。二十年前的事，老班主任记起来了些。上学时，赵安总写长长的周记，一写四五页，家国情怀一类的理想，他坚持选这个认真的学生当了班长。他评价赵安聪明，但不是最聪明。最努力的赵安，是学校里优等生的守门员，像赵安一样考进985高校，当年能有几十个，前后几届都有考进清华北大的。他有些失落生源外流后学校的衰落，“现在一年也就考两三个985（高校）”。更大的变化是时代本身。曾经，走出小镇“只有读书一条路”，人们崇尚四苦，“校长苦管、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家长苦供”，现在不提了，不这么看了。有学生想当网红，他说“也是条路”，但总觉得不长久，“可能我这个观念不行了”。50多岁了，他也在努力跟上时代，聊天里不断蹦着流行词，内卷、躺平、情绪价值，说人工智能发展快，“硕士都可不好找工作哩”，他女儿就面临毕业找工作。这个小镇上教了一辈子的政治老师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告别老班主任，我们继续向西开。车开过一阵后，赵安说，自己刚刚在学校转，特地去了趟公共厕所。旱厕变成水厕，但依旧“那么脏”，“起码能收拾到人能放脚啊”。“真他妈恶心”。他愤怒地爆了几次粗口。像痛恨这个厕所，他痛恨自己的中学经历。早上5点多，灯都没亮，就上早自习，有天迟到，老师从讲台上跳起来踹。命运的不公让他愤怒。他说一块迟到的女生，父亲是学校小领导，被温柔告知以后不用那么早到。他的父母也是同校老师，但在外地看病，外公拖了几层关系，让那个老师不要再打了。他的内心从没屈服过。一个念头占据他的大脑，“为了报仇而读书”，“我要牛逼给他们看”
厕所、苦读、暴力、不公、父亲的病，都让少年赵安压抑。直到18岁，他考上几百公里外的兰大，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拥有崭新的命运。大学里的厕所竟然铺着瓷砖。上厕所，他学着别人按下，哗啦啦出水，“卧槽冲哪去了”。这不是细节，是世界的象征。他的世界第一次变得干净、体面。他开始拥抱新世界：NBA、好莱坞，和同学们游荡在弥漫着香烟味的台球厅。不一样的是，只有他搞砸了第一次期中考试。好像他一停下，失败就会来临。没有人能接受失败，赵安不能，他父亲更不能。他从家乡寄来一封长信，痛斥赵安“不静心学习”“我这么多年教育失败了”。赵安一个人在宿舍里展开那封信，“嚎啕大哭”。然后他隐藏了这一切，像藏起不合格的答卷。他的室友只是看到他后来变了：每天第一个起床，去图书馆自习，深夜回来10点熄灯后，还自己用台灯接着学。和现在的极度谦卑不同，大学里的赵安隐藏起自卑，表现出让同学难以理解的“狂”“傲气”。有人叫他“赵爷”。他们读的草业经济管理，多是调剂过来，很多人考研，想“又一次改变命运”。赵安的目标更高，他在图书馆翻着周国平、刘瑜、吴晓波，激起文化精英的梦想，报考了上海名校的经济系。和后面的很多次失败比，第一次失败最为惨痛。他自己形容，没有准备好离开校园，“就被抛了出去”。考研结束，透支的身体像只皮球泄了气，一天早上在宿舍醒来，他发现世界成了单声道，右耳聋了。在校医院，医生使劲敲击音叉，他感受到巨大的声浪一阵阵呼过他的脸颊，可什么都听不到。两周后，声音回来了，留下耳鸣。他不断回忆着往事，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夜色开始吞没黄土高原，两侧柳树逐渐成了剪影，晚上到达县城时，街道上正烧着一团团火，将天空衬亮。

书生的“复仇”
正月二十三，西北人“燎干”的日子，人们正点燃柴草，跳着火堆，过完这天，才算告别旧年。赵安比在兰州放松得多，看到一个，跳一个，咧着嘴笑。和兰州一样，镇原县也建在东西走向的山谷里，一个小得多的山谷，是2020年甘肃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赵安曾是这里的乡镇干部，小城里的“政治明星”。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图书管理员（心里想着这个岗位牛人辈出），南下广州闯荡过（依旧渴望大城市），期间第二次、第三次考研失败，在母亲的召唤下回来，考编。那是2012年，他24岁，第一个月工资2800块钱。同学间他消失匿迹了，但内心的“精英主义梦想”一直在燃烧。他买了迄今人生中最贵的一件衣服，800块的黑色西装，每天穿着它，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像孔雀一样醒目。乡镇书记赏识他，力排众议，将他推到两三千人村庄当支部书记。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各个山头，为修一条路跑到外地化缘。他在村里实践民主，用石子投票最想发展的产业。他还试图复制诺奖得主在孟加拉国的实践，在村里搞小额贷款。

精准扶贫启动，他调任去市委领导联系的村庄。全市工作会议在这召开。市领导亲自到场。他看着县领导、镇领导，一个个双手护裆的姿势站着，见到领导头几乎弯到腰，最后一个轮到他，他学会了如何和领导握手，把头埋得更低、更深。他愤怒自己的卑微，几次用“跪舔”形容自己为生存抛下尊严的样子。他也希望知道这套规矩是否真的无处不在——在兰州，他曾在校车上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跟领导握手？”他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雄心。当年，老书记在办公室说，赵安是个好苗子，“以后可能是个县级干部”，他觉得小看自己，“就县级么”，老领导笑了。老同事们评价那时的赵安，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但也许太理想化了点。他也不知道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仕途是多么脆弱，脆弱到当乡镇换了新书记，他成了被点名批评的一个。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其中一个已是副镇长，一见面，他恭维赵安，要是没离开，现在至少是镇长了。但私底下，他对此存疑，觉得赵安性格并不适合体制，他用了土话形容，意思是“太出风头”。另一个老同事回忆赵安后来的颓废，不再穿西装，不再收拾自己，头发越来越长，胡子拉碴，整个人看起来没了精气神。那场雄心勃勃的小额贷款实践，因为许多村民没还上被判定为失败。老同事记得那个画面，新书记要求赵安做检讨，赵安做了一次“不像检讨的检讨”，读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扬长而去。小城路窄，从乡政府走三五分钟就到县政府。这条窄窄的马路，就是小镇公务员的全部宇宙。三年村支书期满后，赵安曾经很多次走过这条街，从乡政府到县委组织部。在领导办公室，他站得笔直，双手护着裆，希望“组织加加担子”，领导眼里看着文件，嘴里说道，“年轻人着急干嘛”。、
县城烧着一团团火的晚上，赵安重新走在这条马路，平静地回忆曾经的卑微，偶尔露出鄙夷的神情。这种鄙夷既是对环境的，也是对自己的。他讨厌自己的卑微，但是摆脱不了。领导一坐下吃饭，他也是抢着递碗拿筷子的年轻人里一员。新书记上任，他不是不想讨好，而是“人家没给你这个机会”。他成了领导用来树威的靶子（老同事们也大体同意这个说法）。这激发了他最后的尊严，并且决心以一个书生的方式“复仇”——整理出近30万字工作记录和思考，编纂成书，试图以学术的方式证明自己。他打印出八本，背着它们，到北京找出版社，把书稿恭敬地递到桌上，“您花几分钟时间看下”。一个月，跑了几十家出版社，书都没发完，人家不收。他绝望地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这辈子要烂在了”，接受命运的安排，订婚、买房、买车。直到一天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俞敏洪说当年为项目找了100个人，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那么一点点燃料，永动机又转动起来了，坐在电脑前，不停给出版社发邮件，发到“人都恶心得不行了”，终于收到一条回复。为了出书，他自己掏了两三万，“打光所有子弹”。书的序言标题是，“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但这本书没有掀起任何浪花。出版后，他揣着书，经朋友介绍拜访省委某部。刚一坐下，处长劈头盖脸一通骂，谁给你的权力出书？你来有什么诉求？他懵了，不知道怎么回，憋出一句，“就是想给组织汇报汇报”。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外，赵安看着远山，突然，他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当初做上副乡长，我会一直留在这吗？”我说不知道。至少老同事们相信他会的。他有些失望我的回答。我举起镜头，他转用接近他散文的语言说道，“我的出走是必然，是青山遮不住的，不是说给个乡长就把我遮住了。”

思考不完的问题
她是在赵安做乡镇干部时认识他的。她也是体制里的一员。但和赵安完全不一样，她没什么野心，“领导安排好的工作，兢兢业业干完就行。”一个上进的人，看着每天晚上回来还要复习的丈夫，她这样理解。赵安也会聊起同学，通过考研“一飞冲天”，改变命运。她也跟着考研，抱着最简单不过的想法，回来上班能加点工资。第一年，他考上一所没那么好的学校，选择了留在村支书的岗位上。第二年，他报名了，没时间参加。第三年，仕途受挫的他改报了法学。第四年，他考上了兰大法学院。她不是苦情配角，而是赵安的头号支持者。赵安辞职，她当乡镇领导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婿的折腾，她不在意。一年后赵安去北京读博，她也点了头。丈夫读博士那几年是最艰难的。他身体也出了问题，靠服药对抗焦虑，胖了一圈。有天，他在北京骑着自行车，突然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站路边，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这病没好嘛，又卷土重来了。”但她不记得这通电话了。这样的电话太多了。她说的最多的是，不行就回来待一段时间，“家就是避风港”。有次赵安真买机票回来了。她也去过北京，请长假，带着女儿、婆婆，陪伴了三个月。“家庭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说我没有能力走出去，他既然有能力走出去了，我就尽我的最大能力我就支持他，让他实现一下他的理想。”她说，“起码最粗俗的理解的话，博士毕业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差吧？”丈夫那篇后来被上百万人阅读的“致谢”，她是第一个读者。全文3700多字，赵安记录了自己的曲折人生，他提到妻子，感谢她“朝圣者的灵魂”，也感谢母亲的资助和理解，笔墨最多的是他父亲，久病的父亲在他大三时候去世。
在没见过面的公公身上，妻子更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她记得丈夫写的一个场景，家乡桃子熟了，父亲小时候挑着扁担去集市换粮食，遇上大雨，慌不择路，桃子散落一地，他一个人在大雨中捡。赵安写道，“忍不住想冲进雨里，为慌乱的少年撑一把伞”。她看得眼含泪水，“也是在写他自己”。丈夫也没有人撑伞，也有捡不完的桃子。努力是对的。赵安入职兰大后，他们在郊区买了大房子，房产证只写上她的名。“因为我老说没有一个家，他就给我一个安稳的依靠，说是给我安一个家。你说我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吗？我得到了。”坐在美式风格的宽敞客厅，妻子泛起泪水说。她置办了家里的一切。赵安没什么兴趣爱好，生活也不讲究，她每天一遍遍提醒他洗脸、刮胡子、理头发，有时候赵安说，“书都读不完，哪有时间干那些闲事”。直到站上讲台，他也开始自嘲自己真丑。生活简单到一天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偶尔在外面吃饭，吃完逛街，没逛一会儿赵安就说没啥意思，有啥可逛的呢？赵安掰开来给她算时间，吃饭、睡觉、上课、陪闺女，一天没剩几个小时，“不能浪费”。妻子觉得生活可以了，超过畅想了。可是，丈夫没有停下脚步，很少走出那间新装修的书房。这下，连妻子都不太理解丈夫到底在追逐什么了，“他好像有干不完的劲儿，有思考不完的问题，一头扎进去又出不来的那种。”


老六回来了
赵安越来越放松。随着旅途深入，他的笑有了更多孩童般的自然。他开始更多地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我。我们前往旅途的最后一站，也是赵安人生的起点：黄土高原腹地的窑洞。窑洞建在半山腰，我们沿着土坡步行往上，赵安躬起身，双手背在身后，他的祖辈、兄弟、乡人都这样走路。窑洞已荒废数十年。院子里，冬天的雪依旧积着，新雪还在零零飘落。我们笨拙地穿过满地的荆棘，走进窑洞，如今这里空空如也。他待了很久，连窑壁的缝隙都要一条条看。
因为是超生的“黑户”，他在这里度过童年。那是最贫苦的岁月，但在他的梦里却是轻松的。其实他已经想不起了太多了，“只是听说过爷爷奶奶非常爱我”。离开院子，他想再往上走。以前，去往外面就这一条路，一路往上，通向高原的平面，能走到小镇的集市。他记得自己总是站在院前目送父母离开，一直看他们走到远远坡上，妈妈鲜艳的围巾在风中飘，父亲一直挥手，“快回去吧”“快回去吧”。这个画面在一次次梦中变得更清晰。每次回来，他都会感到悲伤，“爱我的人都不在了”。但他又很乐意回来，“到这里能获得治愈”。每次回来，他要走到坡上，在父亲招手的树底下坐好久。他父亲叫赵越，当地话念做超越。他才是老赵家第一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独自背上行囊离开窑洞，走山路去上学，参加了三次高考，成了小镇数学教师。他是严厉的父亲，对儿子极少夸奖。肝病早早吞噬这个西北男人的雄心，也吞没了整个家庭的经济。他变得更沉默。赵安敏感，他一哭，父亲就打他，“男子汉，不许哭”。他要求苛刻，得努力学习，还得学会忍受痛苦，经常说的话是，“学海无涯苦作舟”。也许这是父亲在教会儿子残酷土地上的生存法则。但赵安清楚看到了它的缺陷，他在文章里反思父亲教育，“他不会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过度努力而身心俱毁。”但命运的共通在于，他也同样在透支式地努力。摸到中年的门槛后，他越发害怕像父亲一样早逝，但他不是停下来休息，而是更加拼命赶时间。多年以后，当自己也成为父亲，涉过生活的沼泽，赵安更清楚父亲曾达成的成就。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一次次回来，一次次走到坡上，去理解父亲，也是理解自己。但这天我们没能上去，路太泥泞，脚像陷进沼泽。我们停在了路旁，旁边有块梯田，冬日里覆着土黄的草，里面有个土包，上面长满荆棘。我盯着看的时候，赵安说，这就是他父亲的墓。赵安告诉我，黄土高原里的人生生死死，通常是没有墓碑的。“我大哥一直跟我说，我爸一辈子终究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你给他立块碑。”“那为什么不立块碑？”“这两年太忙了。”他埋下头说，开始往下走。老赵家有六个堂兄弟，赵安五个哥哥都搬到了原下，现在这通了公路。他们的命运线都钉在了这片黄土地。下午，有人出去打麻将了，有人去外面看病，有人外出打工，只有二哥在家。见到赵安，他第一句话是，“老六回来啦”。老六确实回来了。父亲去世后，赵安承担起家族的责任。车祸、离婚，孩子买房、找实习，都得找老六这个唯一读了书的文化人出主意。二哥独自在家，屋里没舍得烧炕，冷得让人哆嗦。我们聊起了他早逝的父母、吃不饱饭的童年、还在种的庄稼。不说老六，老六父亲能吃上官家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老六父亲工作后就在小镇住上平房，而他们，十年前才搬进平房。二哥说，这要归功于他们的爷爷。他用一种坚决的态度，扛着少一个劳动力的压力，将最小也是唯一亲生的儿子，供养了出去。他们的爷爷，在村里是少有的识字者，另一个村民说，连他名字都是赵安爷爷取的。赵安不知道这一切。他一直都以为自己爷爷不识字。离开的时候，他想起另一个人，他的姑妈，18岁嫁了出去。“是不是那一点有限的彩礼，爷爷也都投入到我爸爸的教育当中来了？”离开村庄的路上，他自问道。车外又开始飘雪，西北的冬季总是格外漫长。赵安主动提议去趟姑妈家。这是庆阳市最富饶的土地，有着大片平坦土地，但姑妈家还是平房。她刚放羊回来，脸上红彤彤的，双手和脸颊都冻得皲裂，像油画里的人。老六来了，她一直笑，一点看不出去年刚从ICU里活下来。她骑着三轮，被一辆无牌车撞到，切了脾脏。肇事者现在都没找到，电话打到赵安这，他又能怎么办，只能力所能及资助些钱。这次临走，他又给姑妈塞了几百块。老六现在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二十年后
旅程结束，回到兰州。老六成了学者赵安，变回了学生口里的赵老师。命运像个循环，博士毕业后，他又回到本科时的专业，还成了大一新生的班主任。一个班依旧20多人，同样大部分人调剂过来的，没有东部学生。当年，赵安宿舍第一次聊天甚至是通过英文完成的——他们听不懂彼此的土话。现在，人们出身差异依旧很大，一个四川农村出来的女生到兰州，第一次坐地铁，内心慌乱地现场搜起短视频教程。这是胡焕庸线以西唯一的985高校，人们依旧想借助它走去更大的舞台。班长是兰州人，他花了很久跟我聊城市的发展，问北京、上海生活的细节，言语里充满向往。看着年轻的学生，赵安像看二十年前的自己。新生见面会上，赵安讲的是自己曲折的跨专业之旅。他希望学生们更早找到方向，“不要重走我走的弯路”。他没有站在台上讲，而是坐在学生们中间，不停扭头讲。他希望塑造更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很少拥有的。上大三的副班主任有些意外，“第一次见面，赵老师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
很少有学者像他一样投入班主任工作。但对他来说，这其实是一次自我修复的过程。赵安关注着那些出身贫寒的学生。有学生说没想好要不要读研，他着急，告诉对方，“你稍有条件都不能在这事上犹豫”。外界批评赵安“学历崇拜”，他专门写文回应“学历不必然代表什么”。但他依旧相信，寒门子弟要改变命运，“读书依旧是最公平的方式”。他还坚持办读书会，要求学生全部发言控制在三分钟。他告诉学生，他在学术会议上也就三分钟。这也是他在领导办公室和出版社里拥有的时间。学生们对读书会态度复杂。第二期举办时，正逢期中考试，他们没空看那本关于自然的随笔论文集，看不懂，离生活太遥远。但大家还是都参加了，只是发言的人寥寥。剩下一个半小时，赵安自己在上面讲，到12点，下课铃响起，学生们赶紧去食堂吃饭。赵安也不气馁，又坚持办了第三期，这学期要继续接着办。
学生们理解赵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但为什么有这样的理想，班长愣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说出口，“他需要一种认可”。总是出身相近的人更容易理解彼此。在那个靠搜短视频坐地铁的学生身上，我更理解了赵安。她有着和赵安类似的表达欲，我还没提问，她自己连续说了半个多小时。她也敏感、自卑，上高中的时候还口吃着，一个老师鼓励她，“不要让别人看出你很怕交流这种，自信最重要”。她开始不断表达自我，“证明我这个个体是有思想的”。如果意识到没人倾听，她也会变得沉默，转向她的日记本，跟孤独的自我对话。一些同学用AI应付读后感，她认真地写长长的文字，她渴望得到班主任的认可。在我聊的几个学生里，她也是唯一有明确“理想”的人，说想回去做一个老师，“让更多学生走出来”。在那个学习衡水中学模式的县中，这种信念支撑她度过了残酷的时光。她庆幸自己考出来了。寒假回村，小学同学说自己要订婚，她看着好友，有些悲伤。“就感觉她的眼睛，没有太多的生气，死气沉沉的样子。”她说。

停下来的鸟
一种更柔和的眼神，这几年在赵安的眼睛里出现。他的大学同学和妻子都这样说。永动机依旧在转动。赵安并没有摆脱那些负面情绪，焦虑、不安全感。他用一本接一本的书填满深夜的虚无感。他依旧感到卑微。比他年轻的学者，引进就是教授。他快38岁了，还在争取副教授。他在年度述职报告里不停自我批评，说院领导都看不下去，“咋写成了自我检讨”。他渴望在40岁以前完成一系列世俗目标——40岁后，他梦想回到黄土高坡，将所有知识结合起来，做理想农庄，点绿土地，发展经济，改变整个高原。他聚焦的眼神告诉我这不是在开玩笑。理想和现实的遥远距离，让他上个月才经历一阵剧烈挣扎，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看不进去书了”。他觉得现有学术环境和评价体系之下，种种抱负难以施展，向妻子倾诉。妻子觉得问题其实出在他的大脑，“你是放不下自己给自己讲的这一堆故事”。许久未见的大学班长来兰州，特地来见赵安。读书时赵安是孤僻的一个，毕业后，老班长总愿意和赵安聊聊。他在生意场不停受挫，和赵安聊天时，他感到一种同病相怜的慰藉。也许这可以称作一种努力病。当努力不再是选择，而是“不能不努力”，病变就开始了。他觉得这病有着同样的来源：可怜的原生家庭，他们又追求“圆满”，“既想当好儿子，又想当好丈夫，还要当好父亲”，而赵安还多份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追求，活得比自己还累。“他一定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见老班长时，赵安穿着和读书时一样的全身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老班长说，赵安的笑不再像读书时那样假了。他看到老同学更放松了，他第一次来赵安的家，在这里看到答案，“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把他内心因为物质缺失或精神迷茫导致的一些空缺，暂时性填充了”。那么多年，丈夫像只没有脚的鸟，不停在天上飞，现在妻子看到，他依旧在飞，可不时能落地了。“对我来说，就表现在越来越回归家庭了”。但不是她，而是女儿，让赵安越来越多走出那间书房。假期里，赵安会带着她在楼下遛弯。每天幼儿园放学，赵安接她去马路对面的大学校园广场，看着她和其他教师子弟一块追逐。他拼了命获得的稳定工作，为生活构筑起新的堡垒。
经历过破碎，当自己成为父亲，赵安决心做得不一样。他倾注全部的爱、关注和认可。只要女儿在身边，他和谁说着话，目光都移到女儿身上。他带女儿过马路永远牵着手，也要求妻子、母亲这样做。他给女儿取了好几个名字，小名芃芃，草木茂盛生长的意思。还有小小名，叫猪八戒。他自己停不下来，但他希望女儿像猪八戒，“累了就知道休息，害怕了就躲一躲，打不过就要跑”。他的爱超过妻子理解。院子里，小朋友不愿意分享玩具车，他立刻扫共享单车，去超市买最大的玩具车，他冲出院子那刻委屈的眼神，让妻子至今想起来心疼。还有一次，她带女儿玩跷跷板，分享视频，结果赵安打电话批评，“你没看到女儿眼睛里的害怕吗？”妻子生气地让他闭嘴。妻子偶尔会沮丧，有次对赵安倾诉，觉得他不像之前那样爱她了，而她的爱没有变。但赵安说她爱女儿就够了。“我不需要爱。”他一脸严肃说。
我不需要爱，这是一个他自己都知道的谎言。“为什么我这么爱女儿，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投射。”坐在客厅里，他说。大房子里，处处都是女儿的笑脸，墙上贴着女儿的画，餐桌上压着几张便签，写着赵安对女儿的爱，“爸爸最爱芃宝”“芃宝宝，爸爸妈妈奶奶都爱”。他在女儿身上寻求到了自我疗愈，有些晚上他陪女儿玩着玩着，就感到了轻松的睡意。去年，他们换掉开了十年的老桑塔纳。当初选它，是因为赵安父亲曾梦想拥有它。换车还是因为女儿。回老家的长途路上，她在后排，难受到坐不住，“爸爸我晕车”。为了凑首付，他们卖掉了旧车。在车库，妻子提议下，他们在车头拍了合影。车开走后，赵安依旧失落，对妻子说，“好像什么东西丢了一样”。

附当年火遍全网的论文致谢：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01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很多与计划生育有关，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策，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六岁前，我被称为“黑娃”，这里的“黑”不是皮肤原因，而是指新出生的人口，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生产的“黑户”。对于这种“非法行为”的惩处，总不能把新生儿退回去或者清理掉，只能对人口生产者予以政治或经济上的多重打击。父母为了躲避这种处罚，就将我的童年四处藏匿，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一生不得治愈。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老一辈人为了躲避兵祸和盗匪，往往在山野深处钻穴而居。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远未能吹拂到这些山壑峁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的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中心乡镇的卫生所，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即便如此匮缺的医疗资源，作为“黑娃”也根本不敢光明正大的寻求。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之外，必然要匹配最基本的医疗帮助。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是怎样捱过一个个酷暑严寒，以及用怎样的土方子来惊险的应对婴儿的头疼冷热、感冒发烧？老爷爷和老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漆黑的窑洞里，颤颤巍巍的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我都会泪水决堤。三岁时奶奶死了，我还完全不能记事，今天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模样。我又被转手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直至六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的学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七岁时，老家的爷爷去世，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所经历的饥寒与孤独，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02
六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从“黑娃”变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我得以“大开眼界”。今天看来，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惊艳”转型，却是我父亲穷尽他的社会资源，四处花钱打通关节，才让一个出生多年的生命，从行政上“准许出生”，自此得以公开面见这荒唐人间。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的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都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内心、不负韶华的求索，今天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十八岁告别乡镇，前往省城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运用城市语言与他人交流都费劲不已，进到楼宇里因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到黄河铁桥上，看到滚滚天河毕竟东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慷慨。三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二十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完成这两件事就耗尽了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的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奔涌的泪水。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后来我见佛就求、见神就拜，希望众神能保佑父亲，来生得以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转眼十四年过去，坟头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来祭祀，我都怕你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03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跟随民工潮南下广州打工，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奉劝后来者不宜模仿。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后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知遇时任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见我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他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三年任期里，我将自己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了处女作《祁村奋斗》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该书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待。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着、壮怀激烈，感动的泪流满面”。在基层官场，无论开展工作、输出成果，还是在当地谋得生存与发展，必有太多不言自明的艰辛。但我依然充满感恩，感谢组织给我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建功立业的机会。苦辣酸甜，兴衰荣辱，转头皆空。只是当年李书记爱才、惜才、为国育才的精神，在那个极不干净的环境里，却是那样的另类，即便他穷其一生都只是个乡镇党委书记。以至于在后来如烟的岁月里，常常让我想起。
04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能，这是后话。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拜在导师迟方旭教授门下，迟老师对我这个混迹江湖多年的学生非常看重，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以极大的垂范。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大腕，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社科院学部委员、着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的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并组织专家对我的研究把脉问诊，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三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获得学位。在我深陷低谷时，农发所杜志雄书记坚定的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并抽出宝贵时间亲自指导；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如坐春风般的勉励，令人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意见，还逐章逐节的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离开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完成学业。另外，有机会结识党国英老师、李人庆老师、谭秋成老师，以及同师门的刘长全老师、崔红志老师、曹斌老师，是我四年博士生涯中的宝贵财富。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之间。我在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讨论《草原法》之流弊的论文，有幸进入了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的时候，曾与任院士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任先生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已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的时候，先生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心忧天下。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先生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并为我指明了一条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的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的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05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小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到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十年，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而妻子满含泪水，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片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倾尽所能的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剪出蓝天。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无论是兰州兴隆山下，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穴窑洞，令我魂牵梦萦。无数次梦里，跋涉无限远，回到这里，见到慈祥的爷爷、奶奶，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泉下含笑。
赵安之2022年5月20日于北京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