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关税大战，许多人的感觉是，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如何运转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这时，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这不是很好吗？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持续下去吗？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全球化的过程是靠一些很脆弱的因素支撑的。现在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经济贸易秩序，体现着三个基本原则：分工的原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一枚别针的生产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分工能够创造奇迹：在传统手工作坊里，18个环节由一个人完成，一个熟练的老工匠一天最多能做20枚别针。而把18个环节分成18道工序，分别由18个人负责，每个人每天能做出多少枚别针呢？4800枚！比较优势的原则：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有的国家资源丰富但没有能力开发，有的国家没有资本但劳动力便宜，有的国家科技发达但人工成本很贵。如果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组合起来，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使得分工提高的效率和国家间比较优势得以实现的，就是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将分工形成的结果重新组装成一体。所以，在二战结束以来，人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如降低关税、破除壁垒、统一规则等，为这个自由贸易搭桥开路。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整个世界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与发展。我们中国就是借这个契机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这种国际经济秩序运转的基础是很脆弱的 


脆弱在什么地方？我把它叫作一种榫卯结构。榫卯结构的定义是，就是将榫插入卯中，实现构件相连的一种结构方式。由此形成的结构，既是整体的，又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焊成一体的。在这个榫卯结构中，作为这个体系搭建者的美国，就承担了两个不应该由一个具体国家来承担的角色，即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 


中央银行的角色。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具有一种类似世界央行的角色。作为央行，你首先得把这些钱印出来。然后你得把这些美元输出出去。把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贸易逆差。这就需要美国要用印出来的美元在世界市场上买东西，不但要买，买进的还得比卖出的多。这样别人手里才能有美元。


这就是贸易逆差。再从凯恩斯主义政府的角度来理解。凯恩斯主义政府的作用就是用扩张财政政策，或者说是发钱发债的方式，来实现充分就业、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转。将这样的原则扩展到整个世界，就是美国通过与日俱增的财政负债，“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顺差市场。而在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这三个原则的推动下，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一定会不断扩大，最后一定会到达这套体系运转不下去的转折点。


三重失衡：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在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美国那里，表现为三种失衡。


第一，美国国际收支的失衡。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为1.2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2933亿美元。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平衡，2024年国际资本净流入1.04万亿美元。由此，形成“商品逆差+资本顺差”的循环。而资本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债务，结果是外债规模快速攀升。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亚尔・弗格森指出，当一个帝国的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其国防开支时，这往往标志着其衰落的开始。


第二，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长期依赖进口和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制造业的空心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很多东西制造不出来，它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之间的完整性，削弱了技术创新的后劲。正如莱特希泽所说，真正的创新是产生于实验室与车间的碰撞。


第三，国内社会结构的撕裂。而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直接损害的，是原制造业中的就业者，尽管这些年美国的就业数据不错，但相当一部分就业是收入较低且不稳定的服务业就业。过去那种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一家人的情景越来越难见到。而获得巨大收益的则是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美国的想法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一次美国政府动作的力度之大，给人一种似乎不惜冒犯整个世界的感觉。为什么？应该是与特朗普团队形成的一些新共识有直接关系。

这些新共识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美国是原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失败者。


卢比奥在2023年的一个演讲中说：美国输了，我们输了，我们勇敢承认吧！他说，冷战结束了，苏联垮了，而总统们，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他们开始疯狂的支持全球化，美国开始在世界签订大量的贸易协定，支持组建了大量国际贸易机构，制定各种自由贸易规则。


现在，美国工人们失业了，工厂倒闭了，城镇荒芜了。


第二，美国经济必须重新以制造业为基础。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制造业，我们的经济以什么为基础？换言之，美国有没有可能在制造业空心的背景下，以高科技、金融和服务业支撑起其庞大的经济体系，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现在，否定性的答案成了人们的基本共识。


第三，为了国家安全要有相对独立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自给自足是重中之重。在米兰的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美国为什么要复兴制造业？他说，在没有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时代，美国可能不太在意制造业的衰退。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是贸易伙伴，也是潜在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强大且多样化的制造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则是其中的补充。


第四，只有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才能避免美国的分裂和面临的内部危机。达利欧将美国当前的社会状态称为一种“内战边缘”，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是一种社会内部的深刻分裂。不同群体不再寻求妥协，而是倾向于通过对抗解决问题。而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制造业的衰落有着密切关系。


第五，必须以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式，形成美国经济新的竞争力。美国的产业回流目标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目前来看，依靠传统的提高竞争力的方式，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


自由贸易、对等贸易，还是均衡贸易？经过特朗普的这一波冲击，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首先来看特朗普想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特朗普关税政策，叫作对等关税。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这里的对等是指关税税率的对等或对称性。也就是，你征我10%的关税，我也征你10%的关税。但特朗普的对等不是这个意思。


特朗普的对等是指，我买你多少东西你也得买我多少东西。如果我买你的多你买我的少，差额的部分即逆差，按特朗普的理解就是你挣了我的钱，我得用关税的方式拿回来。但人们都知道，可能特朗普本人也知道，他的所谓对等关税在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所以，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自由贸易的轨道上来，但自由贸易体系本身需要做出重要的改变。改变的最基本一点，就是未来的国际贸易的平衡要建立在国内经济结构均衡的基础上。


现实给人们的教训是，建立在国内经济结构不均衡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秩序是脆弱的，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因此，人们有理由设想，未来的国际贸易秩序也许只能建立在国内供需结构大体均衡的基础上，至少在大国间是如此。利用贸易战的机会，促进中国的结构转型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出现了三大奇迹。第一，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厂。第二，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第三，形成了对产业链的掌控力。可以说，在原来的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中，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现在，应该在面对国际经济秩序巨变的局面下，顺势而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最近，有人用第二次入世的提法来说明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思路。我是赞成这个提法的。但要说明，所谓的第二次入世，并不是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规则的意义上。现在的问题不是严肃规则，而是秩序和规则的转换。关键是要改变我们这些年形成那种内卷推动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


第一个是改变生产型社会的执念与模式。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消费，使得经济能够循环起来。其实，这也应该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之所在。从常理上说，一个什么都能生产，且能生产得很多的国家，总应该比一个很多东西都不能生产的国家过得好吧。


第二个是要淡化重商主义的思维。重商主义强调的通过国家干预来积累财富，强调的是贸易顺差。出口当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过于重视出口，也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结果是，税收增加了，企业处于微利状态，财富很难流向社会。


第三个是把科技与产业升级放到适当的位置。经济增长当然要靠技术推动，但仅仅是技术是推动不了经济的。我们曾经讨论过科技进步，经济疲软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推动的产业升级，没有通过就业的增加和工资的增长，而惠及更多的普通民众。


最后，一点展望作为中国，通过这次贸易摩擦，能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但拥有巨大生产能力，同时也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真正繁荣的经济体；作为美国，通过这次贸易摩擦，使得部分制造业能够回归，从而使得经济结构更为平衡，社会撕裂得到一定缓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基于国内经济结构均衡的、可持续的均衡国际贸易体系，从而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发展，也许是一种应当努力争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