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听了一期播客，是聊吴谢宇案的，最近三联出了本新书，比前几年的报道又多了很多细节，听来不胜唏嘘。然而我脑中又浮现起另一桩案子，发生在吴谢宇杀母的同一年，也是一对华人母子。不过，杀人者是母亲。
2015年7月27日，洛杉矶Rosemead一家小旅馆里，一位母亲朝着熟睡中的高中生儿子胸口开了两枪。最早知道这个案子是几年前因为工作关系，得知刘玉玲买了篇报道要拍电影，华人母亲杀子的故事。当时第一反应很吃惊，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同时也佩服刘玉玲的勇气，就赶紧找来看。正是洛杉矶时报的这篇： A dying mother’s plan: Buy a gun. Rent a hotel room. Kill her son，作者Frank Shyong.（p1)
记得当时一口气看完，也是久久不能平静，报道写得很好，简洁克制，主要叙事视角是母亲杭莱的好朋友钟萍，我在这简述一下（人名也是我自己随便音译的，不见得准），有兴趣的朋友推荐去看全文。
杭莱和钟萍是发小，从小一起在老挝长大，后来两家人又都搬到香港，关系亲密。在钟萍的眼中，杭莱是非常聪明也有志气的“天才女友”，一个人考到东京学平面设计，还拿了奖学金。80年代啊，可想而知这是什么概念。
92年杭莱到了美国，与丈夫在洛杉矶的华人区Alhambra开了一家小印刷店，买了房，98年生了儿子乔治，算是实现了一种小小美国梦。差不多前后脚，钟萍也来了美国，她的孩子也正好和乔治同岁。命运让少女时代的好友重聚，她们一起成为了母亲，她们的孩子也成了同班同学。
事情是在2012年发生变化的。这一年，杭莱的丈夫彼得确诊了癌症，几个月后，医生在杭莱的大脑和胸部也发现了肿瘤。没过多久，彼得就在儿子升高一的时候去世了。这一点跟吴谢宇家的情况也很像，同样都是在孩子高中阶段，父亲因病离世。
父亲走后，乔治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他变得孤僻，成绩下降，还确诊了schizophrenia，精神分裂症。有数据显示，在美国的所有族裔中，亚裔家庭是最少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杭莱一边自己在接受肿瘤治疗，一边也尽心为乔治安排心理治疗，然而在好友钟萍的回忆中，杭莱从未与她真正谈论过儿子的精神疾病，而她也选择了尽量不提及，以免让好友难堪。
因为丈夫的离世和各自的病情，杭莱母子的生活质量一落千里，而最让杭莱感到恐惧的是，她注意到儿子开始喜欢研究各种校园枪击事件，沉迷于玩有暴力元素的电脑游戏。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希特勒的纸张，还有手绘的纳粹标志。为此钟萍也侧面向自己儿子打听，孩子倒是说确实学校要做一个二战的项目，但是已经过去很久了。为什么乔治还留着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很多专家都在呼吁，精神疾病并非社会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从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里看到他们那边已经不叫精神分裂了，改称思觉失调。而媒体似乎总会持续强化精神疾病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2015年夏天，杭莱拿到自己的癌症晚期诊断结果，她下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杭莱先是填写了购买枪支的申请表，再把一些家庭重要文件交给好友钟萍保管，等待拿枪的那几天，她带儿子去吃了他最喜欢的泰式炒粉。7月27日，杭莱按照流程拿到了枪。她在家附近的rosemead订了个酒店旅馆的房间，当晚，在儿子乔治睡熟之后，杭莱扣动了扳机。直对胸口，砰砰两枪。然后，她又躺到了他身边，慢慢抚摸儿子的头发，直到血渗透整个床垫。
钟萍在深夜里接到杭莱的电话，杭莱说，她觉得自己做了对的事。“儿子的事，就是母亲的事。”她不想让其他人受苦。
被捕后，警察问她为什么没开枪自杀，杭莱说，她想惩罚自己。我后来见到过一张庭审的照片，杭莱本人异常瘦小，头发和眉毛都已全部掉光。一对眼睛望向镜头以外的地方，形容不出的又清澄又复杂，看了让人十分悲伤。
在狱中，她很迅速癌症扩散，左眼失明，然后全身瘫痪。此时案件已经没有再继续审理的必要，法官允许她转入附近医院，转入的那天，钟萍带了鲜花和佛经唱诵来看望这从幼时相识至今的好友。钟萍离开后，当天傍晚，杭莱独自在病房去世。
写到这里，我搜了一下发现刘玉玲的电影Rosemead已经拍完（p2），亮相Tribeca电影节了，也许这会是今年颁奖季一部值得关注的独立电影。Rosemead是惨案发生的地名，它还有个很嗲的中文翻译，柔似蜜。（补充说明一下：柔似蜜就是rosemead的通用地名翻译，就像隔壁小城el monte的译名叫爱满地，由来已久了，跟本案无关。甚至我觉得放在这里还有种反讽和惨烈，也许这也是电影以此取名的用意吧。）
我在想，如果吴谢宇杀母案要拍成电影该怎么拍呢？也许从那个七个月大被引产却顽强活下来的女婴开始？生活困苦，做了小姐，遇到一个奇奇怪怪却对她很好的客人，两人恋爱之后对方却忽然消失，再寻找时却发现对方是杀死母亲的在逃犯。还是从特殊岁月，父亲为证清白自戳双目，谢天琴的童年开始？
两起案子发生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里，大洋两岸，子杀母，母杀子。仿佛相似的命运，又截然不同的因果。实在是不胜唏嘘……
【2】xiongyongqiang
再说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骑字读音。
骑字统读qí，不是1985年才改的，而是从1963年开始国家官方就审定只有一个读音。但因为语文教材编写者坚持破读之说的顽固，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经过了几十年的灌输，“一骑(jì)红尘”已经成了“全民认同”的新读音，知道并坚持官方读法“一骑(qí)红尘” 的人，反成了新文盲。
转载一文以正视听。（链接：O网页链接）
自国家语委2016年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后，即有许多人惊呼：
“衰在诗中本读cuī，斜在诗中本读xiá，骑在诗中本读jì。因为很多人经常读错，为迁就文盲，现在全给改了。乡音无改鬓毛衰(cuī)，变成了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变成了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一骑(jì)红尘妃子笑，变成了一骑(qí)红尘妃子笑……”
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早在1963年，国家语委发布《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时，“一骑(jì)红尘”这个读音就已被否决了。1985年修改的《审音表》也是如此。自始至终，都是“一骑(qí)红尘”，根本不存在“为迁就文盲给改了”这种事情。
下图是1963年出版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其中明确写道：“骑（见铁骑）qí。不取jì音。”
1985年出版的《普通话异读审音表》。其中明确标注：“骑”是一个统一读音的词，读作qí，不存在第二种读音。
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三次审音工作里（1963年、1985年、2016年），“骑”都只有一个读音，那就是qí。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为了迁就文盲，楞是把jì的读音删了”，而是：既然各版本《审音表》都将“一骑红尘”的“骑”的读音确定为qí，何以诸多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脑子里会有一项根深蒂固的常识，认定“一骑红尘”的“骑”，必须念“jì”才是正确的，不这么念就是文盲？
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介绍“一骑(jì)红尘”这类读音的由来。而要讲明白“一骑(jì)红尘”的由来，又需要先了解“破读”这个概念。
“破读”也称“读破”、“破音异读”。《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它的定义是：
“同一个字形因意义不同而有两个或几个读音的时候，不照习惯上最通常的读音来读，叫作读破。”
上世纪七十、八十乃至九十年代生人，在初高中阶段不断被灌输的知识点——“当骑字的涵义是一人一马时，不读qí，改读jì”——其理论依据，便是“破读”。
“破读”这种现象，大约始于两汉魏晋的一些经学家。当时，经师们讲解经文，主要依赖口授，在遇到“以食食人”（拿食物给人吃）这种句子时，为方便听众理解，会故意将其中一个“食”字的读音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完全因人而异，甲经师有甲经师的读法，乙经师也有乙经师的读法。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自两汉至唐宋再到明清，一直有人试图将“破读”这种现象理论化、规范化，进而神圣化。但始终未能成功。
毕竟，这种“以字意为依据改变读音”的现象，从一开始便是临时起意，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改变读音，哪些字不需要，不同的经师会有不同的答案。一个字该读什么音，也会因经师的喜好与方言口音不同，而差别巨大。清朝人谢鼎卿就曾非常无奈承认，这种现象完全是“经师强分体用”，没办法总结出统一规律，也没办法开具完整的“破读表单”。
用语言学家汪泰荣的话来说便是：“由于标准和界限不明，（因字义改变读音）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普遍实行。”
这种事不但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去做。“以食食人”这种句子，在口授时或许需要变更一下读音以做区别，但在阅读文字时，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也不需要通过改变读音来做区分。“沛公军霸上”这个句子里的“军”，也是相似的情况，它虽然脱离了常用的涵义“军队”，变成了“驻军”之意，但并无必要另造一个读音给它。
故此，尽管有不少古代的注经家们，试图通过区分字的涵义，来给它们推衍出各种“特殊读音”，但这种推衍，不但在民间绝无市场，也得不到读书人的普遍认同。明朝人张位批评这类做法，说它“多牵强难从，且与诸书不合”，顾炎武、王夫之、钱大昕与段玉裁也都反对，说这样搞，不过是“后人强分而已”。最终，“破读”成了一种仅存在于书斋、与现实生活完全割裂的架空之学。
换言之，在唐宋元明时代的日常生活里，“一骑(jì)红尘”不是所谓的标准音。“骑”的通用音是什么，“一骑红尘”的“骑”，在当时就可以被读做什么。唐代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卢文弨考证），首开先河试图归纳分析所谓的“破音异读”。
“破读”变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谁不懂谁就是文盲，大约始于晚清民国。有学者以“破读”为关键词，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全文检索…
【3】@木遥
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Extensive Reading 很可能会成为人类的能力绝响。
阅读首先是一种身体技能，和钢琴或者书法或者说话时的小舌音一样，没有在正确的年龄充分训练，那不会就是不会。上过英语文学或者法律专业的人都知道 Extensive Reading 的训练是一种多么体力密集的经验：两三百页的内容，一晚上必须读完，并且理解到第二天能上课讨论的程度。基本上这就是在人体大脑天生能力的基础上强行拔高训练了一个拥有巨大自定义 RAG 的 LLM。同样的，如果没有在正确的年龄充分训练，那不会就是不会。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无法完成大段文字的阅读了，不是不乐意或者懒惰，是根本做不到，类似于做不到引体向上的那种 physically incapable。未来的人（除了可能极少数人有特殊理由或兴趣以外）再也不会有谋生上的必要这么做，于是它就会变成一种奇技淫巧，像是今天的心算，只能用来在最强大脑上作为奇观被展示。
他们未必会觉得遗憾（就像我们也不会因为不再从小学习古文断句而遗憾），但他们也确实永远无法体会那种阅读上瘾以至于坐在马桶上都要拿起洗洁精的瓶子看文字的乐趣了。
【4】@paingod
真是绝望，美国ICE特工又去法庭蹲点抓人了，但这次抓的不是非法移民，而是曾经给美军工作的阿富汗翻译官。这个翻译官英语很好，一遍一遍地重复：我在我的家乡为美军工作，我的工作很危险，我付出了一切。现场的法庭人员一直在阻止并要求ICE特工出示搜查令。但没有用，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撤销对在美国避难阿富汗人的临时保护身份(TPS)，美国境内大约这样的阿富汗人大概有1.46万人，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在5月被撤销。
怎么说呢，还记得前一阵那个借警自杀的阿富汗人吧。
【5】@卢昌海
一则有关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费米 (Enrico Fermi) 的故事： 费米是一个非常随和乃至随意的人， 在衣着等方面很不讲究。 费米 30 来岁时就已不仅是名教授， 而且在墨索里尼内阁享有某种身份， 被尊称为 “Excellency” (中文译成 “阁下” ——但不要混同于武侠小说里对陌生人那种略带敌意的称呼)。 有一回， 费米开车前往研究所时遇到一段道路被封。 费米打开车窗， 探头对封路的警察说： 我是费米阁下 (His Excellency Enrico Fermi) 的司机。 警察立刻就放他通过了。 这故事是美国物理学家贝特 (Hans Bethe) 讲述的， 贝特并且补充说， 如果费米说自己就是 “费米阁下”， 警察是肯定不会相信的。
【6】@江左愚夫
来自科隆大学语言学家Svenja Bonmann博士和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Simon Fries博士联袂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即“Linguistic Evidence Suggests that Xiōng-nú and Huns Spoke the Same Paleo-Siberian Language”揭示:基于各种语言学信息来源，研究人员重建欧洲Huns的种族核心，即包括阿提拉(Attila)和他的欧洲统治王朝与他们被称之所谓匈奴的亚洲祖先共享一种相同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属于被称之为所谓古西伯利亚语(Paleo-Siberisn Languages)的分枝的叶尼塞语。在乌拉尔语族、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入侵之前，这些语言就在西伯利亚地区被当地居民使用。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境内使用叶尼塞语的(Kets)的小羣体仍然生活在叶尼塞河沿岸。
从西曆前3世纪到西曆2世纪，匈奴人在所谓“Inner Asia”形成一个鬆散的部落联盟。而几年以前，在蒙古高原的考古学发掘过程中发现的一座据信为匈奴帝国都城的“龙城(Long Cheng)”。此外，欧洲Huns则于西曆4至5世纪在欧洲东南部建立一个相对短暂但是影响深远的多种族云集的帝国。
研究表明，欧洲Huns来自“Inner Asia”，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历史文献留存下来，他们的种族和语言起源至今仍然存在学术争议。因此，各类研究人员对于匈奴和欧洲Huns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他和匈奴同时代的文明体係的语言记录的书面历史文献；比如，“Xiōng-nú”一词源于汉语。
自西曆7世纪起，突厥语族羣体开始向西扩张。因此，人们推测匈奴和向西扩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曆4世纪的欧洲Huns的种族核心(Ethnic Core)也使用一种突厥语。然而，Bonmann和Fries博士发现各种语言学数据表明，这些羣体在千年之交左右的“Inner Asia”却使用一种属于叶尼塞语的早期形式的“Arin”。
“这早于突厥语族迁徙到'Inner Asia'，甚至早于古突厥语分裂成为几种分枝语言(Daughter Languages)。这种'Old Arin'甚至影响早期突厥语，并在'Inner Asia'享有一定的声望。这意味着'Old Arin'可能是匈奴王朝统治期间的母语。”Bonmann博士认为。
为此，Bonmann和Fries博士分析基于借词、汉语文献注释、欧洲Hun王朝专有名词，以及地名和水名的语言学数据。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层面的各自数据意义有限;但是综合起来，很难驳斥匈奴和欧洲Hun王朝统治期间的核心种族都使用“Old Arin”的结论。
这项研究的成果亦首次使得研究者能够重建Huns是如何在欧洲定居的历史过往:对于两位研究人员来说，地名和水名至今仍然能够证实，一个使用“Arin-Speaking Population”曾经在“Inner Asia”留下自身的印记，并且他们从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向西迁徙。“Attila the Hun”可能也拥有一个古老的Arin名字，即在此之前，“阿提拉(Attila)”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日耳曼人的暱称“little father”，但是根据这项最新研究，阿提拉(Attila)也可以被诠释为叶尼塞人的绰号或者诨名，大致翻译为“swift-ish & quick-ish”。
【7】tombkeeper
斯坦福做了一项研究：《Future of Work with AI Agents: Auditing Automation and Augmentation Potential across the U.S. Workforce》。研究不同行业中 AI 应用的技术成熟度和员工们对 AI 的态度。
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比如，AI 在计算机行业很受欢迎，而在艺术、设计和媒体等行业就不太受欢迎。同时，研究发现有相当大比例的 AI 创业公司都在做“不太受欢迎”的方向，比如客服聊天机器人。在这个领域，40% 的员工明确表示不需要 AI——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客服们来说，发起一场卢德运动也不奇怪。只是在英格兰手工纺织工人捣毁纺织机器的两百年后，这些新时代的纺织工人甚至不知道那些该被砸掉的显卡在哪个机房。
国内媒体把这项研究的结果总结为：“硅谷的AI创业潮，其实是一场大型的资源错配”。因为“41% 的AI创业公司在解决没人想要解决的问题，最需要帮助的员工只占 AI 工具使用量的 1.26%”，所以“投资决策与实际需求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但问题是——投资者和创业者们首先考虑的是艺术家和客服们需要什么吗？
【8】@雪域西风在浙江
一个宗教团体，窃取了国家政权，40年漫长时间主要资源和精力都在给自己捞好处，基本置民生与社会发展不顾，说实话早该下台了。
@二逼瓦西里
我有个伊朗朋友，二十几年前我问他霍梅尼上台后你们失去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一切。
感谢来源：喷嚏网
此贴由brent重新编辑：2025-06-22 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