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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越南的援助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并由此逐渐确立了对外援助的途径和方式，直至六七十年代，这种革命化的国家援助达到了鼎盛状态，并形成了中方对外援助的最高标准和行事规范，影响了二三十年间援外的路线和方式。在这方面的要求，当然首先是政治第一，强调援外人员必须贯彻国际主义精神，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对外贸易部1955年7月23日内部颁发的《援越技术人员守则》中，要参与援外的中方人员“保证毫无保留地将科学技术传授给越南兄弟”，同时“防止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对越南人民要谦虚和蔼”，再三强调要“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语及行动”，“一切技术资料、图表等之接交必须根据政府的规定通过组织进行，不得擅自供给或接受对方机关、个人的任何文件资料”，“私人通信和谈话不得涉及所经办的工作与对所在国家的批评”。不失分寸和注意保密，成了援外工作的首要之义。
1956年底，军委总财务部、总后勤部发现：援越物资征税后，就要提高结算价格，相对减少了援越物资的实际数量，而且中途调价对兄弟党和国家也不好解释。按照北京市税务局1956年12月28日《关于军事系统生产的援越物资征免商品流通税金、货物税问题的通知》，在与对外贸易部共同研究后，军方高层决定，军委系统工业企业生产的援越物资，除卷烟、酒类、植物油、肥皂四种仍应根据军事系统纳税外，其余应税产品一律不纳商品流通税或货物税。这也给援外产品开了先例。
1960年6月，中央农垦部直接通知北京市农垦局，由北京负责调运黑白花乳牛100头给越南。由于当时首都市场牛奶供应异常紧张，市里领导曾与农垦部领导商量，希望不从北京市抽调乳牛。但农垦部以“国际主义义务”的名义强压下来，下发更为详细的选调标准：“黑白花乳牛，公2-4岁，4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产乳量5000公斤以上；母4-8岁，体重3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产乳量3500公斤以上。蹄形正，结实，母牛乳房、乳头健康，发育正常，毛色为黑白或白黑花。”（见北京市农林局致红星、沙河、和平公社1960年8月25日《关于援助越南种畜种蛋的通知》）这三个公社除了要交出100头乳牛，还得调拨种鸭蛋2000枚、种鸡蛋3万枚，鹌鹑蛋400枚，海狸鼠10只。这让深知市场副食困难的北京市领导叫苦不迭。
在这个方案中，事先还要挑选十几位政治可靠、责任心强的兽医和饲养工人，负责押运到广西凭祥车站，准备好在运输途中及进入越南后三天所需的饲料，路途中每六头乳牛配大小水桶各一个、笼头一付，每三头配一个食槽，每六头各配有大小扫把、粪铲、刷子。这种押运模式渐渐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定势，从检疫、联系车皮到移交已是一套熟练的工作程序。
援越工作也有长达几年的磨合期，接受物资后越方经常提出改进的意见，小有抱怨。譬如越方反映，不断发现装箱资料或技术文件不全，有的设备缺少零件，有的易损设备在发运时箱上未写“小心轻放”标记，包装不良，在运输中发生设备损坏和零件丢失，造成设备到后不能安装使用。（见北京市机电工业局1961年8月《请注意援外设备包装发运工作的通知》）越方不满之下，甚至会向北京的国家计委提出索赔和补偿的要求，这让相关领导觉得“政治影响不好”，一再发文重申成品的包装工作必须选派政治可靠人员负责。
1963、1964年之间，有一阵不断发生因钢材材质低劣成为废品的质量事故，冶金部干脆下令，凡是越方不能利用的，全部运回国内，退回原交货企业，让其承担其往来运输费用，并将其价款上缴给中国对外冶金建设公司，作为对外赔偿的补充费用。

1965年后，越方提出的援助数额不断增大，有的在当时可视为小天文数字。初夏时，越南突然向中方提出，要求借给2亿斤粮食。中央高层磋商后决定如数支援，定为一项紧急政治任务，并要求各地必须按质按量按期完成。
此时节中国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不久，粮仓小有富裕，因而有了敢于供应2亿斤的拍板勇气。按国务院的通知，除由粮食部安排一亿一千八百五十万斤以外，还要在已经安排的支援京、津、沪及辽宁省各大城市的粮食以外，再调出粮食八千一百五十万斤。“由供销社从议价收购的粮食中，在已经安排的按照‘保本不赔’的原则，由各地供销社就地交给当地粮食部门的加工厂或仓库接收，由粮食部门统一调度。”“粮食部门接收价与统购价之间的差额和价款、费用，应逐级结算上报，由粮食部向财政部专案报销。”（见国务院发电1965年5月18日《关于紧急支援越南二亿斤粮食的通知》）这种国家规模的粮食调动，表面上静声操作，在粮食主产区却是大动员套着小指令的运动方式。这种上亿斤的粮食拨出，后来在文革期间已是屡见不鲜，各级干部对运作方式和思想动员早已演练熟稔。
1965、1966年间，多次召开全国范围的工业科技领域表彰活动，一些援越单位和个人因其独特贡献而成为先进典型，往往得到官方格外的青睐。譬如唐山机车车辆厂用了50天时间制造一台越方订购的窄轨蒸汽机车，在越南各种线路上牵引试验，质量完全符合要求，由此在中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上大获称赞。实际上这个工厂原先只是修理厂，并无实际制造机车的经验，承接任务非常突然，心中无底，信心不足。
文革前夕那一两年，援越抗美的形势教育在大中城市普遍展开，逐级传达越南形势的报告，放映越南抗美救国的电影，举办越南图片展览等。越南的抗美斗争自然成了人们最为关心、亢奋的焦点，很容易形成全国同仇敌忾的大气氛。恰好一个越南代表团到唐山工厂参观，厂方组织两次群众集会，请代表们介绍越南英雄儿女英勇杀敌的事迹，更是把参与设计、制作机车的干部、工人“参战”热情点燃。一些设计人员表态，今天在这里用笔杆子设计援越机车，就等于在越南战场上用枪杆子打美帝，每一张图纸就是射向美帝的一颗子弹。（见1965年“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文件之十四”《依靠三结合的设计队伍，又好又快的设计和制造出援越机车》）
一群从来没有机车设计经验的人们就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和冲劲，居然在短时间内造出一辆符合越方战地要求的蒸汽机车。其间的磨合甚多，都靠群策群力，集体排难解惑。越南机车的后钩原来是个死钩，没有缓冲作用，在多坡的越南铁路上运行，时常出毛病，越方要求设法改进。工人出身的邓九恭工程师就找工友们出主意，依据大家的意见画出草图，结果后钩改得又好又简单。越南的锅炉是铆装的，要改为焊接的，年青技术员赵锡寿拿着草图到组里商量，工人们七嘴八舌提出许多有用的意见。司机室部分，越方只提供一张尺寸不全的总图，希望改一改又小又热的司机室。负责这部分的是刚定职的定额员孟香荣，与师傅们一起把司机室做得既漂亮又适用，加大加宽，还加了一层木板，起了隔热作用；原来从火床上清除炉灰，都要靠人力，越方要求改为风动摇炉，由于车架很窄，风动摇炉器装不进去，如分装两处，又会因锅炉膨胀把轴扭断。73岁的老工程师安保恕不顾正闹眼病，在80多岁老工程师唐仲谦的帮助下，对风动摇炉器进行改造后很巧妙地安装在车架中。
大家惊讶地发现，一般机车平均需要五千张图，而这次援越机车只画了九百零七张。像锅炉的技术条件，往常要写二百来条，这次只订了八条，造出来的锅炉也很好。干部工人们归之于这是在全国火热的援越形势下，激发出来的群众智慧和奇迹。

1965、1966年间，抗美援越声势越来越大，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涨，各地民众自发或通过所在单位，向越南驻华使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代表团寄送现款和物资，甚至有人寄出黄金、白银和首饰。
鉴于邮寄量呈现大幅度上涨趋势，国务院外事办不得不出面劝阻，于1965年7月22日发出《关于对人民群众援越捐献问题的补充通知》。内中称：“各地区、各机关团体今后一律不接受群众援越的捐款和物资，如再收到，应即退还（如因地址、姓名不明无法退还者，可转交内务部处理）。退还时，应附信对捐献者的热情予以鼓励。同时说明，我国政府已给越南人民大力援助，目前不进行个人捐献。”处理已寄发的现款、物资，凡未写明寄给南方或北方者，一律转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代表团，转交时应将捐献人的姓名、地址一并送交越方，再由收转单位复信捐献人，说明处理情况。
最能反映当时群众中那种盲目的援助热情，也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群众因在日常生活中购买生活必需品长期使用票证已成习惯，还把自己认为十分珍贵的在国内流通的各种票证寄赠越方。国务院外事办不得不在通知中专门写了一条：“各种国内票证一律退还本人，不转交越方。如因寄件人姓名、地址不明无法退还者，可分别转交票证印发机关处理，粮、油票转粮食部，布票转商业部，公债券、侨汇券转人民银行。”并通令各地邮局，一律不许收寄各种票证，并向寄件人进行解释。
到了1965年底，国务院外事办出台内容“严厉”、语气委婉的通知，就是“目前不发动群众向越南捐献”，“不组织群众给越南写支持信或慰问信”，“不鼓励去越南参加抗美斗争”（见1965年12月31日《关于对人民群众援越捐献的处理办法》）。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生硬拒绝，又需顺势过渡一下，找到平复群众情绪的时机，通知中还做了内部规定：“对群众自动写给越南的支持信或慰问信，一、交给组织上转发的，可负责看一下内容，如无大问题即可发出。二、不通过组织寄出的支持信，各地邮局一律照寄。”
当时多地有人要求报名去越南打仗。地方政府不知如何妥善处理，外事办统一给各地规定了这样的回答口径：“如有人要求报名去越参加抗美斗争，对其热情应予鼓励，同时说明，如形势发展有必要时，将由国家统一组织。目前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岗位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以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
地方政府苦恼的还有，不时发现捐献群众中有可疑身份人员，是否酌情收下，也是一个犯难的政治问题。譬如北京市人委办公厅1965年8月12日报告称，此阶段共收到7名群众支持越南捐献款295元，审查过后，发现其中天堂河农场就业人员陈启元系被开除的教员，其父因犯罪死在我监狱中，办公厅向上汇报是否要退还陈启元寄来的5元钱。其他6人只署名“一工人”“一战士”“一青年工人”，只有东郊构件厂工会马志署名寄来50元。
最终北京市人委办公厅没有退还陈启元的钱款，凑个整数寄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寄去的公函行文是一个标准件：“我们收到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正义斗争的来信，其中有七人共寄来人民币300元，要求我们转寄给越南人民，现随函寄去，请查收。”
当时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忙于各种援越人员的政审、后勤保障，投入不少人力和精力，以确保援越工作在政治上万无一失。例如1965年6月，中央组织部下达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通知，其中炊事员17人请北京市劳动局负责选调，要求在6月25日前选定人员（见市委组织部1965年6月1日《关于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通知》）。中央组织部特别提醒，此任务为绝密，通知用毕退回。市劳动局从一建、二建、三建、五建、六建、光华木材厂、恒合庆馆、电车公司、香山饭店等单位紧急调配17位炊事员，将名单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负责政审，审查合格后7月7日就由北京出发。上级交待，出国时间约1-2年，在出国时期户口保留、停止供应，生活津贴由测绘总局发给。出国人员服装由各人自己准备，向商业部门领取布票403尺。这基本上也是当年援越人员的生活配置标准，选配仓促，当选光荣，在短时间里就千里奔赴战场。
为了照顾援越人员及家属的生活问题，我方政府部门就得考虑到援越人员所遇到的各种生活难题，出面予以解决。譬如参加援越修建公路的勘察设计人员多由交通部派出，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各地工资类别和粮食提价幅度不同，每个人员的粮价补贴有较大差异，影响了援越人员的工作情绪和家庭稳定。为此，交通部于1966年11月16日专门发函，为不致影响其家属生活，“请按当地规定的粮食差价补贴办法予以补助”。
在援越抗美的整个过程中，要求粮食差价补贴、工资补贴的呼声一直不断，这都是当时粮食、工资制度的不同规定所决定的。对援越人员的适当照顾和倾斜，也是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到越南战场的严酷和艰苦，多方协调的结果。

文革期间，随着越南战争规模的扩大，援越的力度和广度大幅增加。除了军事物资，作为“坚强后盾”的中方提供了所有能够生产的主要工业及日常用品，连蔬菜种子也要千里转送。
1967年初，越方提出要求支援蔬菜种子。这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因为造反、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而进入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时期，许多部门的领导与日常工作都已陷入严重的瘫痪状态，但中方仍回复说我们将积极设法满足这一要求，“积极帮助越南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7月1日，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外贸易部、商业部、农业部1，联合下发无偿援助土豆种子一万吨给越南的通知，其中天津供应五千五百吨，辽宁供应二千五百吨，北京市提供二千吨。通知要求挑选白皮白肉的种子，包装竹篓木箱均可，每件重量三十至四十公斤左右，在9月15日前分批完成。
不到两个月，中方又无偿支援越方空心菜籽34吨、苋菜籽3吨、冬瓜籽1吨、苦菜籽10吨、菠菜籽5吨，特别是越方点名索要湛江白菜籽4吨、北京小白口大白菜3吨。对外贸易部、农业部、商业部、供销总社在通知中强调，“为了进一步加强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战斗友谊，共同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保证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见1967年9月7日《关于无偿援助越南蔬菜种子的通知》）。四部门联合通知还叮嘱各地，包装要内衬防潮物品，每件不超净重25公斤，交货期最好按越方要求或稍提前，不要误了播种季节。
此份通知本来应盖农业部大印，但该部印章被代部长江一真长期转藏外面，农业部革命造反总部称江为“三反分子、大流氓”，索要不得，只好暂时以农业部办公厅印章代替部印使用。农业部的“用印说明”饶有意味，可看出文革初期派系斗争的袭扰和纠葛。
进入到1968年，越方需要的食品数额猛增，而且品种日益增多。为此，国家计委、商业部、第一轻工业部、水产部、物资管理部、对外贸易部、总后勤部七个部门在上海联合召开“援越食品生产座谈会”。会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援越指示：“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要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主动提出……”与会者纷纷表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定要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供应任务。开会中又传来周恩来指示，提供越南的物资要做到“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适用，便于隐蔽”。这就促使七个主办方加大督促的力度，从严从快地解决援越方面的诸多难题，“以便把越方需要的食品及时地提供给越南兄弟”。
七部门在1968年1月25日下发的援越食品生产任务通知中，首先强调紧俏的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如粮油、木材、马口铁、聚乙烯、麻袋、焊锡等），由有关部向主管部提出需要，再由主管部下达指标，地方有关部门按实际需要组织供应。其中物资部已将马口铁指标专项拨给一轻部、商业部和水产部，由主管部按系统组织供应；聚乙烯薄膜由二轻部安排生产，负责供应。凡属地方供应的物资，如圆钉、铁丝、打包铁皮、包装用纸等由地方主管部门统一安排，优先保证供应。由国家专项拨付的原材料，要作到专料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七部门重申规定：成本按实际生产成本加微利的原则计算。这就意味着难有利润上升的空间，完全是实打实、不谋利的国家行为，而且不少物资是中方外经贸部统一买单，无偿赠给。
鉴于包装质量松垮，1968年后对包装的规定更为严格，譬如塑料袋用聚乙烯加工，薄膜厚度 0.06毫米，要求厚薄均匀，袋子大小一致，无沙眼漏缝；制作马口铁桶时，需使用镀锡均匀，无锈斑，作到不漏气，提环用8号铅丝制作，桶外喷一层绿色涂料；装木箱时，桶与桶之间用草板纸衬隔，桶与箱之间用防潮纸衬隔；包装用红松、白松、杉木均可，采用不刨光毛板，木板水分不超过18%，板厚1.2厘米，允许差 0.1厘米，箱子各面的并板不超过3块，并板缝隙在3毫米以下。
有趣的是，难得看到对熟肉食品还有详细的制作细则，极具规范和严谨。例如制作肉松，需瘦猪肉100公斤、酱油7.5公斤、糖0.5公斤、酒0.5公斤，盐、葱姜等适量，色泽正常，肉丝疏松，无筋头、内膜及其他杂质，尽量作到无潮头，口味正常，无焦味及异味，0.1克样品内无大肠菌，无致病菌，保存期两年。而豆腐粉需具有一般豆腐应有的风味，无显着的粉状感觉等。
这些纯技术的文字描述在文革官方文件中是极为少见的，读来有一种陌生的异样感。正是援越食品的政治性和高标准，促使生产厂家有了严格的自律要求，有了“保质保量”的技术约束，使得饱受文革冲击的旧规章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经商业部、总后勤部的商定，从1968年初夏开始，援越食品储备任务全部交由军队接收，并迅速办理交接和结算手续。就在这次交接中，北京市猪肉松25吨、豆腐粉100吨、奶粉100吨，由北京军区后勤部接收。军队还接手了上海脱水菜150吨，湖北化猪油100吨，蛋粉120吨，广东固体酱油200吨，辽宁味精30吨，湖南豆豉300吨（见商业部、总后勤部1968年10月16日《关于动用1968年援越食品储备和安排1969年援越食品储备任务》）。这可以看出，援越食品的种类、数量都已增多，有的数量以上百吨计。
到了地方层级，就是强调贮备产品在入库前，须经有关单位进行检验，不合格产品不得交接入库。涉及接收、结算和保管事宜，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1968年8月27日下发援越食品储备的通知中，确定由糖业烟酒公司负责办理奶粉，食品公司直管肉松，崇文副食管理处则包揽豆腐松，各有垂直的接收途径。
似乎越南战地对北京的豆腐粉、猪肉松格外青睐，市革委会计划组1968年11月19日布置的第二年援越产品计划书里，猪肉松为30吨，豆腐粉则高达220吨。新增的产品还有服装背囊36万个、内线腰带线带5万条、外线腰带线带5万条，市里交给纺织局、二轻局完成。连腰带线带都要进口，可见越方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对中方的依赖度越来越广泛。
正是因为援越任务的重要性，北京副食品商业局1968年几次向市革委会计划组申请调拨物资和增加基建。如2月23日请示报告中称，现有的设备不能适应援外任务的需要，需要边生产边扩大部分设备，生产脱水菜需备料筹建两栋烘房，肉松则增建300平方厂房，而豆腐粉要新建有4台主机的生产车间，这一切都急需木材、钢材、水泥、水泵、变速箱、鼓风机、电动机、工业轴承等建材设备，靠市里紧急硬性调拨。
1969年时越方对医疗器械的需求量猛增，上半年开出的货单就包括空气麻醉机100台，各种手术器械200台、手术剪11000把、止血钳3000把、玻璃注射器22000支，心电图机7121型10台、间接输血器3000台、血压计1000台、人用注射针8000合，医用胶布60000卷、针灸针30000支、缝合丝线40000包等，种类繁多，总量惊人。外包装要求一律用木箱，箱板接缝在1-2毫米以下，大型笨重器械的箱板厚度应在2厘米以上，四周有木带，箱底要另加方木，以免脱落，并便于机械装卸。卫生部在1969年援越生产计划通知中还特意指出，根据上级指示，内外包装不印制毛主席语录，箱内充填物不用带字的纸边和报纸、书刊等，也不用糠、草。
进入七十年代后，对越援助模式基本上都是年年相同，公文的内容格式也大致类同，永远都是越方紧急需求，中方“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而鼎力相助，只不过是主事单位不尽相同：商业部、外贸部大致负责土豆类种子，对下要求是“为赶上越南九月初播种，请你们在八月份完成这一援越任务”；国家建委安排油毡类建材，在国内建设工程本身急需的情况下，一年内从各省上调油毡资源40万卷；而轻工部、外贸部、计委物资局、总后勤部等主抓援越军需食品。越方屡屡提出在上半年完成交货任务，以利向前方运输，一再提示肉罐头原配方鱼露改为酱油为好。
1973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越南开始布置现代化的建设，北江氮肥厂就是越方极为看重的重点项目之一，党政领导人多次在现场督促，要求于1974年6月份建成投产。中方高层为此不得不将原来打算安置云南的整套化肥设备调出支持越南，在三个月的限期内，3000吨物资和设备装了近100个车皮，陆续发往越南北江，工地建筑安装队伍已增至3000人左右。
越方领导人要求氮肥厂全部工程于15个月内建成投产，这就给中方重点设备的建设单位增添了工作的难度。外经部、燃化部几次派人到重点建造单位督战，要求“履行我国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援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谈到工期紧带来的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如不抓紧，仍不能按时供货，从而影响按期建成投产”。在正式发文通知中，“请各省市抓紧时机，大力协助，将未交的设备及主机配套件，发动群众，采取有效措施，争取于今年底交付完毕”。划定了最后的时间红线：“少数承制厂确有困难的，务请于1974年第一季度全部完成交付发运”（见外经部、一机部、燃化部1973年10月27日《关于援越北江氮肥厂所需设备应抓紧生产的通知》）。
北京市先后有厂桥风机厂（承担轴流风机）、北京分析仪器厂（制造红外线微量分析、气相色谱仪）、北京阀门厂（承接截止阀、疏水器）、化工机械厂（生产水压烟囱阀、煤气三通阀）等厂家接受此次任务，也轮番受到外经部、燃化部就近的督促，三天两头要求汇报进展，再三重申不得延误。在技术条件有限、时间紧迫（当然还有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干扰）的情况下，赶制现代化的化工设备，难免多少露出困窘和无奈的境况。
最为难办的是，北京牛奶公司1973年初接到援越军需食品生产任务的通知，要求在6月底以前生产一百吨援越炼乳。因北京市只是简易生产过保存期三个月的瓶装内销炼乳，质量达不到出口要求。外贸部门却过高估计了地方厂家的实力，以为北京市能够生产，还未提出质量要求和包装形式，而牛奶公司和农林局向市革委会农林组汇报有关问题，未见批复，也没有安排生产。最终这一百吨炼乳因时间、技术无法按期落实，成了援越任务中少有的未完成项目。
1973年初夏，北京市建工局建机厂接受制造越南前线所需的油罐任务，共1050个，每个将近两吨，要求第一批在8月20日完成520个，按时发往越南。过去在炎热的夏季是不生产罐体的，因为工人师傅需在罐里工作，又热又呛，喘不过气来，干十分钟左右就得换一次，出来后脸色就变了颜色，劳动难度极大。但为了“支援前线打美帝”（当然也不能不顾虑到这类“政治任务”的压力），工人们不得不打破常规，承受身体上的极限，在罐里罐外辛苦出入，以每天20个罐的制造速度，终于在9月底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援越任务。
抗美援越跨度长达十多二十年，以举国之力完成，无比艰辛，代价高昂，尤其在文革期间更显得步履艰难。事后细细回顾，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相当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