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蒋介石想借阅一部典籍说起。彼时，他对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的《二十四史》颇有兴趣，亲笔写下借条，命以“文胆”着称的秘书长陈布雷前往故宫，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求借。
马衡接过蒋介石的亲笔借条，并未即刻应允。他深知这批国宝的分量，于是提出一个要求：让陈布雷在借条上补签“保证一个月内归还”。这一要求让陈布雷大为不悦，他当场拂袖而去，回到蒋介石面前抱怨：“《二十四史》这样的巨着，一个月如何读得完？这分明是存心刁难。”蒋介石听罢苦笑：“哪里是刁难，他这是明摆着不借给我。”
三日后，马衡却主动遣人送来一部《二十四史》，但并非乾隆武英殿原刻本，而是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他托人转告陈布雷：“蒋先生要的书，我已经送来了。”
陈布雷见书后气得直翻白眼，讥讽道：“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马衡神色如常，直言不讳地回应：“蒋先生若是为了读书，看这个便足够；若是别有图谋，纵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也绝不能轻付。”
这番话让向来“笔下生花”的陈布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此后，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意图取代马衡掌管故宫文物。蒋介石却断然说道：“故宫文物，只可托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马衡用这份坚守，在动荡年代为故宫国宝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防线。他的风骨与担当，不仅让文物得以妥善留存，更在历史中留下了“文人守土”的鲜明印记——以学识为盾，以气节为剑，守护着华夏文明的根脉，也让后人得以确信：有这样的人在，国宝便有了最可靠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