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一个曾是耳熟能详的外国人名，共产党领导人称他为“老朋友”，他在延安窑洞前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跟毛泽东站一起的照片，成了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他1937年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给西方人写的，中文版第二年在上海发行，为避开国民政府的审查改名为《西行漫记》。斯诺现被中共媒体誉为“西方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让人不由得关注他，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三次访华，笔者想知道那几次的访问对他到底有何影响，如何让他对共产政权从“向往”变成“迷惘”。斯诺是美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曾多次去中国，这两个时代一个属于国民政府，一个属于共产党政府，而他报导的对象却是同一批共产党人。笔者依据斯诺的传记作者伯讷德‧托马斯(S. Bernard Thomas)、一位历史学家的资料，探索斯诺后阶段访华所遇到的两难困境。曾经，这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晚年所看到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剧变？这个“老朋友”遇到什么样的角色冲突与困境而使他欲言又止？
斯诺早年的《红星照耀中国》轰动美国新闻界，它首次详细报导了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的活动，托马斯这样概括斯诺的作用：“在30年代和战争时期，正因为斯诺在美国和中国两方面都有影响，因而他成为向美国公众传达有关中国革命事业消息最有效的人物。”
      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年，由于美国实行对华遏制政策以及麦卡锡主义，斯诺受到排挤，他抱怨“人们对任何为我们的中国朋友说好话的人都抱有成见，无论这些话如何真实，或者具有多么坚定的历史依据。”这时期他在职业和政治上都很凄惨，他在1959年的访港日记里写道“今晚，我突然感到疲劳、孤独、凄凉、年迈和与世隔绝，没有一个可以聊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够再次发挥作用吗？”事由几年前他曾写信请求毛泽东：“如果像写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那样，允许我自由地进行调查和访问，那么，依据我的亲身考察”，他可以写出一些“很有帮助的报导”。斯诺在提醒毛，那本书曾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很大的好处，他还有可能写一部新的《红星照耀中国》。北京未予答复。
      1960年春天，斯诺收到旅居中国的新西兰友人艾黎的消息，他请人带口信邀请斯诺作为自己的“私人客人”去中国访问三个月。斯诺对这次旅行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说：我不能拒绝这次机会，它将产生辉煌的新闻报导，并将有益于历史，更不必说有益于两个国家的生存。
      然而，一切并非如斯诺所料，当他1960年重返故地时，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虽然他是政府同意邀请并受到政府照顾的“客人”，费用却都得自付，且作为考察记者受到很多限制，甚至比不上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下享有的自由。斯诺那次报导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如1962年在美国发表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中文版《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他否认大跃进后存在着广泛的饥馑，斯诺这样写：在中国，我没有看到有人挨饿，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旧时代的饥馑现象（《今日红色中国》619-620页）。托马斯对此的评语是“斯诺上述论断的意义，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而不在于他究竟是绝对真理还是谎言。”
      依笔者的观点，作为对旧中国阅历丰富且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在华五个月期间“没有看到有人挨饿”，他大概为了不开罪中国政府而对某些现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从他的私下言论也能看到。这里引述托马斯所概括的斯诺的委婉表达：正如以往经常发生的，在私下里，他感到困惑、为难、半信半疑，并由于他认为中国人对他设置了重重障碍而感到恼怒，这种感觉并非在他离开中国后才出现，而是还在他逗留中国期间就已经产生（托马斯，388-389页）。托马斯的解释是“斯诺……作为中国革命的坚定朋友，同时又是政治上独立的新闻记者的斯诺，当他为广大的美国‘资产阶级’读者写作时，在内心所感受到的冲突和两难困境”（托马斯，388页）。
      斯诺对新中国的第二次访问是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显然他的《今日红色中国》获得北京的好评。那次他与毛泽东见面两次，跟周恩来会谈一次，他还打算采访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刘少奇，“但周总理告诉我，我不必‘打扰’这些‘忙人’，因为他也能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他回答不了，毛泽东可以。”斯诺二次访华的报导随即被更大的事件淹没，1965年3月爆发越南战争，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了1969年，斯诺写信告诉韩素音（英籍华裔女作家）希望重访中国，“仅仅是因为，我迫切希望补充自己不足的知识。在西方，人们非常希望从我这里了解有关中国的消息，并听取我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这种愿望不但合乎情理，也是我很难忽视的。”1970年8月斯诺和夫人洛伊丝从香港进入广州，“开始了一次使他极度疲劳的旅行，他到处都听到毛泽东思想式的情况简介，不久他就感到，这些简介千篇一律，单调沉闷，冗长乏味，是公式化的东西，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斯诺参观了公社、工厂、车间、学校、医院、公共事业和其他许多地方，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显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到，意识形态口号遍布城乡各处，一再重复，令人麻木。当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站在主席身边的那张着名照片，或许主要是向中国人传达某种信号，即美国作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魔鬼”的形象，可能已由官方进行了某种修正。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那个信号“太隐晦，以至于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大脑完全没有理解其含义”(托马斯，406页)。斯诺那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还听到毛泽东说的那句惊悚之言：“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页2016年11月15日），而英文译为a lone monk with a leaky umbrella. 与这个谐音双关的歇后语的表意大相径庭。
      197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他精疲力竭，情绪低落，中国的经历刺激了他，使他感到困惑不安，很可能他已处于癌症的早期阶段。一年后，癌症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4月，北京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随即《时代周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介绍他去年12月同毛泽东的谈话，推动了乒乓外交的进展。斯诺对自己在这一事态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颇想引人注意地说道：“我希望，我现在和以前所撰写的一切对此有帮助。我祇能认为，他们与我的所有谈话都是有目的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没有完全领会”(托马斯，415页)。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去世，那天正是中国黄历新年。六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两国多年彼此孤立和敌对的局面。
      以上回顾了斯诺对新中国的三次访问过程，后两次因随即发生重大事件而未引起西方新闻界的关注，但在中美紧张关系解封之时，斯诺被当作一个中国信使的作用毋庸置疑。而斯诺后来的访华经历让他“感到困惑、为难、半信半疑”，显示他对那帮打天下坐天下的共产党人的认知从向往到迷惘，这一改变竟成了一个美国记者视角里最有时效的今昔对照，也是“西方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