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主祖上也是农民？他们能混成地主，而有些人却成了佃户呢？其实，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差距，本质上是由若干个关键节点上的资源储备量决定的。灾荒来临时存粮的多少，家里病来的时候能不能撑过那道坎？组里有没有一个人走通了读书考功民的路？每一个节点上细微的差距都会被土地兼并，机制反复放大，并且一代一代传导下去，直到两个家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上。
先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基本事实，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土地从来不是无限供给的。所谓有人种地，有人吃租这两种命运之间的分水岭，往往就发生在某一次灾荒之后的三到五年之内。以白鹿原里的场景来看，关中地区每隔几年就会经历一次旱涝轮替，庄稼颗粒无收的年份，普通农户家里的存粮撑不过半年，而这半年就是一切命运转折的起点。
没有存粮的人家第一件事是去借粮借粮就得抵押，抵押的东西只有一样地契，等到来年丰收，借出去的粮食要按一斗还三斗的利息偿还这笔账，绝大多数人根本还不清，还不清就继续滚地。就这样一亩一亩地流向了债权人手里。所以最初的那批小地主未必是靠多种了几亩地慢慢攒出来的，更多是靠灾荒年里手里恰好有余粮。
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值得注意。手里有余粮的人不一定比别人更勤快，而是他们在上一个丰收年里比别人多忍了一年苦，少吃了几口饭，硬是把粮食存了下来。白鹿原里的鹿三就是这种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累的典型，而这种积累需要的不只是意志力，更需要家里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大病，大灾，运气成分同样不可忽视，但光靠存粮还不够，真正能从小地主跃升为中大地主的家族，几乎都有一个共同动作。
倾全家之力供一个孩子去读书考功名古代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凭才学晋升，但背后的经济逻辑是，读书本身就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儿。一个孩子脱产读书十年期间，不仅没有任何农业产出，还要支付数修书本，笔墨以及进京赶考的盘缠路费。这笔开销没有相当规模的田产根本撑不住，所以能送得起孩子读书的家庭本身就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筛选。读书从来都不是穷人翻身的门。
而是有一定积累的家族继续向上爬的工具。而一旦这个孩子中了举人，整个家族的命运就会发生质变。举人有免税特权，周边想要规避税负的普通农户，会主动把土地挂靠在举人名下，土地的实际耕种权还在农户手里，但名义上的地主却变成了举人家族。这种挂靠行为在双方都自愿的前提下，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土地积累。举人家族账面上的土地规模迅速扩张，却几乎没有付出任何实际成本。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举人之前呢，一个农家子弟靠什么跨出读书这第一步，范进中举这个故事。
故事里其实已经藏着答案了。范进中举之前住破草房，吃不饱饭，这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真实处境，但范进能坚持考到50多岁背后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支撑条件，他有个岳父糊涂户。糊涂户平时嘲讽范进没用，但每逢范进揭不开锅，还是会送来猪肉贴补。这种来自姻亲的最低限度支撑是很多连秀才都考不上的农户子弟，根本享受不到的资源。
再往前推，从普通农户到小地主这第一步还有另一条路线，就是从事短途行商大宅门儿里的白家祖上，从一个小药铺起家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在农村进城卖一趟农产品，再从城里带回针线，布匹赚差价本金。小周期短，只要碰不上劫道的几十年下来，也能祭出买几十亩地的本钱。但这条路的风险在于行商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遭遇战乱或者官道封锁多年积累可能毁于一旦而走这两条路线之外的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命运往往由一件事决定，家里有没有在关键时刻出大事。
电影1942里，河南的农民在旱灾加战乱的双重打击下，粮食被征购一空，一户人家只要有一个男丁在这个时候病倒离世，剩下的老弱就只能变卖土地求生，从此进入佃户的轨道地气。这个东西白气和红气之间有一道门槛，白气是私下立的，没有官府盖章，法律上不受保护，红气要缴契税，完成过个手续才能生效。很多穷苦农民急着用钱，对方就故意拖延搬红旗纸递来白气应付。
等农民顾不上追问了对方，再拿着白气声称这地已归他所有。农民去官府告状，一无凭证，二无钱打官司，土地就这样白白流走了，而这笔账还会被算进下一代人的头上接着还。
最后思考一下，贷款买房是不是和借粮一个道理呢？